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藏书家韦力书也是商品但我不会用书赚钱

发布时间:2019-11-09 17:49:42 编辑:笔名

藏书家韦力:书也是商品 但我不会用书赚钱

韦力的藏书楼芷兰斋。

韦力所藏明内府彩绘本《春秋五霸列国志传》,叶内插画由矿质颜料绘成。

韦力的藏书每部都附有名签,注明丛部、书名、作者、版本、册数和纸张。

韦力所藏宋刻本《纂图互注尚书》。

韦力

1964年生人,藏书家,被认为是中国民间收藏古籍善本最多的人,收藏有7万余册古籍善本。故宫博物院研究院兼职研究员、中国嘉德等数家拍卖公司学术顾问。着有《古书收藏》、《书楼寻踪》、《芷兰斋书跋初集》、《芷兰斋书跋续集》、《古书之美》(合着)等。

早于洞穴时代,人类即已与艺术结缘,通过艺术来表达我们的生活,表达我们内心的情感。在我们回望中国古代艺术家创造的灿烂艺术的同时,也应看到,现当代艺术家也创造出了许多能震撼我们心灵的作品。在这些艺术家和艺术创作的背后,有着怎样的故事?

2 0 14年“大家访谈”新开辟的“谈艺录”系列将把我们的视线投向艺术领域,包括传统书画、当代艺术、收藏、艺术史等领域,以深度访谈的形式回溯艺术名家的成长、成名、创作往事,兼及他们的艺术传统、艺术观的表达以及艺术上面临的困惑等。希望通过这一个系列,部分地展现艺术家们的艺术之路,并由此管窥艺术家群体的生态以及中国艺术的发展现状。

韦力的藏书楼位于京城西南四环的僻静小区。500平米的书房,由两套寓所合并而成。室内陈设简略,不用水火,没人时断电断气,为了防盗,安装了红外线扫描装置。主人韦力极为慷慨,取下价值昂贵的书籍任翻阅,并不怕污损了古纸脆薄的经纬。每部书附有专属的小小名签,注明丛部、书名、作者、版本、册数和纸张。比如明代汪廷纳撰《坐隐先生全集》三种十八卷,名签上写着:"自着类,明万历三十七年汪氏环翠堂刻本,竹纸,一五八册,芝兰斋藏”。韦力介绍,这部书的稀见之处,在于刊刻了中国首张版画,用到传统水墨各式线条和皴点。另一部明内府彩绘本《春秋五霸列国志传》,叶内插画由矿质颜料绘成,历经数百年依然神采宛然,艳丽无方,令人惊绝。

韦力藏书三十余年,是当今收藏古籍善本最多的民间藏书家,他的藏书楼“芷兰斋”收有古书逾七万册。他藏书讲究“四部齐备”,同时杂而且专,侧重活字本、稿抄校本、殿版书和印谱碑帖。韦力藏书不为“转鬻计”,他藏而不卖,收书纯粹出于天然的喜爱之情。三年前,他开始为自己的藏书撰写书跋,结集为《芷兰斋书跋》出版。对韦力而言,藏书并非“单纯冷静的学术研究”,而是“对传统文化、雅文化切肤之感的体验”,“今天各种雅的东西,人们都会去亲近它。孔子曰富而好礼。一个人活到酒饭足之后,会本能地产生出思想,产生出对自身文化的肯定。这种肯定的表现方式,即是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庋藏”。

韦力是商人,也是藏书家。从商或许是“俗事”,藏书却是“大雅”。问起“芷兰斋”室名的由来,韦力说:“有个朋友来我家,说你这里一屋烂纸。烂纸二字调过来,谐音芷兰。我记起范仲淹《岳阳楼记》里有沙鸥翔集,锦鳞游泳;岸芷汀兰,郁郁青青的句子,就把藏书楼命名为芷兰斋。”大俗与大雅,总能在他这里巧妙置换。

收藏古籍善本逾七万册

“我藏书的分类比较杂,并不专藏一类,而是以四部齐备为追求。”

南都:你的藏书楼有藏书多少册?

韦力:我到今天为止不知道确切数字,一直陆陆续续收藏,没有做过系统统计。2003年,因为“非典”出不了门,我发誓要把自己的书目编出来。一边编书目,一边写提要。这件事做到今天,大约做完了四分之三。总数没有算出来,现在统计到了七万多册。

南都:这么多的藏书,大致分为几个类别?

韦力:我藏书的分类比较杂,并不专藏一类,而是以“四部齐备”(中国古籍分经、史、子、集四类,称“四部”。)为追求。当然也有侧重。首先是收藏活字本。中国是活字发明国,但中国流传下来的古书,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刻本,真正的活字本只占到百分之一到百分之二,比例极低。因为很稀见,我把它当作专题来收藏。我这里活字本大概有九百多部,是国内藏活字本最多的地方。

第二个专题是稿抄校本。稿抄校本是稿本、抄本和校本的合称。稿本是作者的手稿、草稿、誊清稿等。抄本是古人的手抄本。古时候没有复印机,如果有一本书很稀罕,你想得到,一种方式是把书借给你,你自己抄一遍,一种是雇书胥,即有钱人请人专门为他抄书。这就形成了一个抄本系列。校本就是批校本。之所以注重批校本,涉及到中国特殊的文字缺陷问题。汉语是以元音发音为主的语系,很多字同音不同义。同音不同义,会导致传抄时理解上的错讹。此外,因为抄书人水平问题,他抄的时候看不清,以为应该是某个字,就给改了,改了又不注明;或者是抄着抄着抄串了,少了一段,之后就不断曲解这句话,这样产生很多错讹。

所以古书变得很复杂。因为文字表达的是作者的思想,文字有讹误,就会导致误读。这就需要校勘,来恢复古书的本来面目。因此产生了批校本。批校本是中国独特的品种,也是藏书家收藏的重点。

南都:除此之外,你的收藏还有其他的重要专题吗?

韦力:我另一个收藏的专题是殿版书,即明清内府的刻书。以前内府刻书不受藏书家重视,因为它是官刻本,就跟现在政府发行的书一样,很少人读。但是,它在版刻艺术上讲很有价值。皇家是最有钱的,刻书的时候,用的是最好的木板,找天下最好的刻工,用天下最好的纸和墨来印刷,是那个社会里印刷术最高水准的体现。

还有一个专题是碑帖和印谱。碑和帖其实是两个东西。碑是刻了以后给逝者立的碑,它是为了纪念死人,而不是为了让你拓了作为字帖来用。帖刻下来就是为了给你用的,因为古代没有复印技术。比如你看到王羲之的一幅书法,但没有办法复印了给大家一人一份。怎么办呢,就用双钩法把它摹下来,刻在石头上,拓了以后分给大家看。碑帖收藏是中国传统收藏的一个大项,对我来说也是个重要专题。这个专题里还包含了印谱。印在秦汉时就有了,但是作为实用工具来用的。作为艺术的刻印从元代开始。印学是中国艺术上的分支,西泠印社这样中国最高印学机构都会藏印谱。

南都:关于你的收藏,什么是你的收藏重点呢?能给我们说说具体的例子吗?

韦力:就说稿抄校本吧。稿本我重视的是经学家的稿本。经学当中的稿抄校本和批校本是我收藏的重点。比如校本里的跋,写跋语最有名的是“黄跋”,即黄丕烈(清代藏书家、校勘家)的跋。在黄丕烈之前也有很多学人写跋语,都是校勘性质的。自黄丕烈开始,系统地将生活里的一些细节,比如得书经过,得书之后的感受等,全部写入了跋语。我们现在有个文体叫“书话”,就是从黄跋发展而来的。到了晚清民国,很多藏书家致力于收藏带有黄跋的东西。“黄跋”被国家列为一级文物。我手里就有三部黄跋。

跟他相对的是“顾批”,即顾千里的批本。顾千里和黄丕烈是同时代人,黄丕烈一直请顾千里在他家校书,后来又推荐顾千里到杭州的诂经精舍,与段玉裁一起校勘十三经。顾千里对古籍主张“不校之校”,即是说,古人的错误,你不要改过来,错就错着,自然有人看出来这是怎么错的。如果你改了,就变成你理解的意思,根本不是原文的意思,反而误人。很多古书经过顾千里的校勘,恢复了原来的面目。他用各种方法推论,这个字应该是什么,但他不改过来,只是在后面出校记。其实这是种很客观的做法。就因为这样,后世看重“顾批”。“顾批”也是一级文物。我这里也有一部。

藏书经历

“我的程甲本《红楼梦》就是在嘉德拍卖场买的。我在拍场举到一百九十多万,加上手续费两百多万。”

南都:你为什么喜爱藏书?从什么时候开始古籍收藏的?

韦力:我对传统感兴趣,跟我爷爷有点关系。他是清代的秀才出身,从我五六岁开始照看我,直到十一二岁。

真正接触到古书,大约是1983年。北京开了第一届“古旧书市”,就在现在的琉璃厂。开幕前门口拉着线不让进,我们一直在外头等。到开业那一刻,人们哄一声往里跑,疯抢似的,一个劲儿地往怀里抱。先占上一大堆,等静下来再慢慢挑。那时的售书方式很奇怪,不分好坏、不分版本,一律五毛一本。我因为完全没人教,也不懂版本,只会挑那好看的。今天看来,那些书都没什么价值。为了那个书市,我将在学校吃午饭的钱省下来,攒了很长时间的钱。那届书市我第一次买了那么多,花了175块钱,对我来说,当年是一笔巨款。那么多书拎不动,

就把书捆成四捆,刚开始是双肩各扛两捆,没走出多远,双肩勒出血道,只好两捆两捆拎着走,走出五十米放下,再回头拎剩下的两捆,边走边回头看,怕被别人拎走了。

南都:搞古籍收藏必须要有强大的经济支撑,你是怎么做到的?

韦力:后来书价逐渐越来越贵。我感觉到,要想买得起书,就必须有钱。要想有钱,就必须想办法往经济部门靠。所以,大学毕业以后,我找关系进外贸单位,因为以前外经外贸部是最火的部门,挣钱也最多,但相对收藏,收入还是有限。后来又找关系到三资企业工作,三资企业工资高。我到三资企业当了总经理,工资一下子飙升。因为工资是外方来发,那是一个美国、台湾和中国三家合资的企业,我才二十六七岁就到那个公司当了总经理,月薪3800美金,要知道,那时我在公家单位的月薪是138元人民币,这138元已是包括了各种收入的总和。所以,三资企业的收入,让我觉得真是天文数字,还有年奖,第一年年奖就是5万美金。

南都:你的藏书主要通过什么渠道获得?

韦力:1993年之前,国内没有古书拍卖会。所以得书的渠道只有两类,一种是私人,包括书商和藏书旧家;一种是古籍书店。古籍书店系统很特殊,以前中国的大城市都有古旧书店。到了1954年-1957年之间,开始搞公私合营,按照规定,每个城市的所有私营书店要合并为一家。比如北京,原来琉璃厂总共有一百多家旧书商,最后合并为一家叫“中国书店”。上海的“四马路”,也就是现在的“福州路”,当初也有一百多家旧书店,合并为“博古斋”。到私人那里收购旧书是偶然的,长期买旧书,只能到古籍书店。

1993年,中国书店举行了第一届“古书竞买会”,叫竞买,不叫拍卖,原因是当初没有申请下来拍卖执照。1994年,嘉德公司成立了,一开始就有拍卖古籍的项目。嘉德的古籍拍卖是由一个叫拓晓堂的人搞起来的。直到今天,全国现在有几十家公司在拍古籍。

南都:有了拍卖之后,你还能通过以前的渠道来获得心仪的古籍吗?

韦力:古籍拍卖彻底改变了古籍流通的格局。刚开始我也很不接受,因为价格太贵。我当年从私人、从古籍书店买,比在拍场上买便宜多了。当初嘉德在天津艺术博物馆举办巡展,用很多玻璃柜展这些书。每本书上标个牌,写着多少钱的底价。那时候也不写多少万,而是在数字后边写好多个零。我一看怎么那么多零,就跟工作人员说:“你这个是不是没点小数点儿?”三万一点小数点不就成三百了吗?工作人员特蔑视地看着我,说:“就这价!”搞得我无地自容。出来以后,我觉得这些人真是发疯。这些书我在古籍书店买,就几百块钱。他现在卖几万,我觉得他们全是骗子。

几年以后,很多古书的卖家也意识到,我这书要是卖给古籍书店,只能卖个一二百块,拿去上拍,却能卖好几万。他们就不卖给古籍书店了,全部拿去上拍。古籍书店也突然意识到,我摆在架子上卖,几百块人家还嫌贵,要是拿去上拍,一拍就是好几万。于是古籍公司也不零售了,好书都挑出来给了拍卖行。拍卖行变成了吸金石,把好书都吸进去了。从此以后,想捡便宜也捡不成了,古籍书店不卖给你了。逐渐地,要想买好书,就只能去拍卖行。拍卖行既吸引了卖家,也吸引了买家,变成了主渠道。

南都:你在拍场上拍到过一些什么好东西?

韦力:我的“程甲本”《红楼梦》就是在嘉德拍卖场买的。《红楼梦》原名《石头记》,最初是靠抄本流传。它的第一个印本,即程伟元用木活字印的第一个本子,我们称之为“程甲本”,红学家极看重。我在拍场举到一百九十多万,加上手续费两百多万。上午拍卖,下午到故宫去开会,因为我是故宫博物院的兼职研究员。开会时,马未都正好坐我旁边。他见我第一句就问:“上午嘉德拍了一个程甲本,你知道吗?”我说:“知道,我买的。刚买完就上这儿来了。”他问:“多少钱?”我说:“两百万。”马未都说:“哎哟,怎么这么便宜。我觉得怎么也得五百万、八百万的。”我说:“为什么呀?”因为马未都不藏书,我想知道不藏书的人的看法。他说:“你想想,天下人谁不知道《红楼梦》呀。这是《红楼梦》的第一个版本。”我想,哦,原来这事儿这么看,心里就觉得舒坦多了。因为当时底价才八十万,举到那么贵,气得我够呛。听马未都一说,心里豁然开朗。

我不用书赚钱

“书对于我属于精神寄托的范畴,我不想把它看成一堆堆的钱来存着。我就喜欢它,我就买了它了,别人觉得值不值,我已经不在乎了。”

南都:现在你还去拍卖现场竞买吗?

韦力:现在我基本不去现场了,主要通过委托。前些年上拍都是自己到拍场去买。在拍卖现场,能掌握谁在买什么,避免互相恶性竞价。后来为什么不去了?因为在这个过程里,大多数人混成了熟人、朋友。我因为读儒家经典读得中毒了,习惯于“温良恭俭让”。如果朋友说:“这个我要”,我绝不好意思再跟人家争价。但是,好多朋友都来打招呼,那我就没法买了呀!这个你要,那个他要,你们都要了,那我干什么来了?与其如此,我还不如不去,靠委托。我也不知道谁要买,该争就争,如此也避免了尴尬。

不去拍场的第二个原因是:现在拍卖场进了很多有钱人。他们并非像我这样,走了十几年弯路。我当年买了很多残本,没有价值的,糟了很多钱,就这么一点点走入正轨,变得有了眼力。现在的这些人特会取巧,他没有眼力,但可以借眼力。他认为韦力眼力好,就坐在后边看着你举,无论我举多少钱,他再加一点,就可以买到。比如这件东西,从一百万举到三百万,他觉得肯定值三百万,不值的话韦力就不举了。

当每个人都这么干的时候,要不我就拼命地争,比如本来举到三百万就可以了,但现在非得举到四百万才能买到。我会白花很多钱。要想不白花钱,就只能眼看着都让别人买走。我在库里研究、查资料、查证,费尽心思研究半天,你啥都没干,就把东西拿走了。所以,我现在都是通过委托,拍场上的人也不知道那个是我。但是他们也会不断地猜,这个号肯定是韦力,要跟他争。有时候真的是误猜,因为根本不是我。拍卖并不仅仅是竞价的过程,而且是斗智斗勇。

南都:刚才你说买书走过很多弯路,到现在变得有了眼力,在这个过程中,有没有受人指点?

韦力:我开始藏书的时候,研究古籍的书很少,就那么几部,也很难买到。没人教我应该怎样藏书。从历史角度来讲,虽然号称百年无废纸,但其实书依然有普本和善本之分。怎样去鉴定某部书是普本还是善本?没有门径去知道。

当初我在天津搞三资企业,有一个人对我的教益很大。那个老先生叫胡玉璞。天津有个旧书店叫“文运堂”,书店不大,我常去挑着买。有一天,柜台的老先生,大秃头,胖胖的,八十岁上下,跟我讲:“孩子呀,我看你挺喜欢这个,要不你进里头来坐坐”。他把我带进一个斗室,里头堆满了各种线装书。老先生说:“我看你一直在买书,但是你买得不对路。不是所有的古书都有价值,有价值的必须是善本。善本是个特殊的概念,你要懂得这个,不然白花好多钱。我告诉你那些书是有价值的。”

我当时懵懵懂懂,就是对这个东西天然喜爱。他从架子上拿了两部古书来,说:“这两部书就是善本。”我记得那是王世贞的集子,康熙刻本。我问他多少钱,他说:“两千块钱。”我说:“外头的书才几百块,这两本怎么卖两千块呢?”他说:“好东西从来不便宜。但是,只有好东西才有价值。”我一摸兜里,还有这钱,就给买了。这件事对我的影响很深。认识这位老先生之后,我经常去他那儿,每次他拿几本给我看,我也每次都买点。过了大半年我才明白,他是让我从清刻本买起,一点点往上买,一直到买到明末、明中期,再到宋代的刻本。

南都:从藏书家的角度,你会看重一部书的那些方面?

韦力:我藏书,第一个着眼点是内容。从内容角度上讲,我觉得经学最重,即便经学在今天还没达到应有的地位,早晚也是要重新回归的。

第二个着眼点,要看它的作家。作家当然要大名头的,大名头的名着、好的版本。或者大名头的名着,失传的版本。

第三是看重版本的好坏。按照“国家文物定级标准”,以乾隆六十年为限,乾隆六十年以前的,称为善本。这种分法有点武断,但是操作性很强。清学的形成,即所谓“乾嘉学派”,真正出成果,是在嘉庆、道光之间。那已经是乾隆六十年之后了,因此这个分期将很多重要的名着排除在外。我自己的藏书,除了重善本之外,也重视这个时期的东西。

第四是重递藏。一个个的名人递藏,都通过自己的藏书印、题跋留下墨迹。这些痕迹,丰富了书内在的文物价值,也丰富了其学术价值。很多批语、研究成果都在这些墨迹里。名家递藏的书,自然价值就大。

第五,重品相。品相是两个概念。第一是指初刻初印。为什么看重初刻初印?一个作者自己在家里刻了一部诗集或者研究成果,刷印之后送人或卖了,初版就在家里放着。过了若干年之后,他发现自己某个观点不对,要修改内容。比如第二本的第几页到第几页错了,他就把这几页的板撤出来,再找人重新补刻几块,刻了以后再刷。这就导致某一本书的初版本和后来的版本很不同。

品相的第二个小点,涉及到书的外观。比如翁方纲的《复初斋诗集》原稿,为什么成了这样的散叶子?因为这部书藏在翁同龢后人家里的时候,天津发大水,把书给泡了,泡成散叶子,品相就差了。书籍也讲究艺术美,品相是艺术美的一部分。品相包括它是不是原装、是不是原函,有没有破损,是否有虫蛀。

最后一点,就是我自己是否有存。因为我不做古书生意,一旦有了,就不要了。除非我要换。除此之外,我不会刻意买重复的书。不像做生意的人,为了某部书会尽量把价格买起来。我不反对炒作,因为人都需要赚钱。书也是商品,也可以用来赚钱。我不用书赚钱,并不比别人高尚,因为我也从别处赚钱,不赚钱就买不到书。我这么做的原因是,自己已经在社会上混得红尘滚滚的了,人的心里总要有点没有那么多纠结和利益的地方,总要有点干净的地方吧,书对于我基本属于精神寄托的范畴,我不想把它又看成一堆堆的钱来存着。我就喜欢它,我就买了它了,别人觉得值不值,我已经不在乎了。

古书的鉴定

“我很在意某本书的递藏。递藏的好处是,能让你知道某本书的来源,并且对书的可靠性是一个确证。”

南都:读过你的《芷兰斋书跋初集》,考证一本古书的递藏故事和藏书人的身份来历,似乎是一件很有兴味的事。

韦力:我很在意某本书的递藏。递藏的好处是,能让你知道某本书的来源,并且对书的可靠性是一个确证。书籍在古代也有很多造伪。比如名家抄本贵了,书商也会模仿着造。造出来的假书,流传到今天很难鉴别。因为从造的时候起,到现在也有了百年历史。但是,那个时代的那个藏书家,跟名家是当世人。他肯定不会藏假书,除非他打眼了,但这概率很低。为什么在乎名家藏的东西?因为基本上他已经替你掌过眼了。

南都:你在递传的考据上应该也下了不少功夫吧?

韦力:西方的递传是靠藏书票、用签名来表明书主。中国则靠藏书章。一部书的藏书章,是从书页的右下角开始,一直往上打。造伪的人不知道,把章往中间打,一打之后,时间就不对了。比如一个明代人的章打在清代人章的上方,那么就知道这书的递传过程是伪造的。同时,不同的时间还用不同的印泥,明代的印泥要比清代的深,民国的印泥比清代的浅,这是时代风气使然。伪造时很难找到不同时代的印泥,印泥的颜色打出来都一样,你一眼就能辨别这是假的。明初的时候,为了防备印泥被蹭了,打上印之后,用一种滑石粉往上一撒,印泥就干了。但滑石粉含铅,铅与印泥产生化学反应,会产生黑边。凡是明代早期的印,都有黑边,因为当年宫里头基本上都是撒滑石粉的。你现在打着宫里的印,但完全没有黑边,就不合那时候的制式。要总结历代用印的制式、方式和好恶,用综合的因素来判断这个印是真的还是假的。一种印从风格上就是伪造的,一眼能看出来。另一种印是古印,人死印不烂,他拿真印往上打,但印泥会有问题。总之有这么多钤印的规律,印泥的色泽,刻章的好坏,好多因素,综合看待,八九不离十能断出来印的真伪。

南都:你现在是许多拍卖行和机构的学术顾问,请你谈谈古书的鉴定。

韦力:搞收藏是个实证科学。实证科学是“眼学”,通过见的多少、知识积累来形成“眼力”。它的思辨性差一些,实证性强一些。搞收藏就必须多多地看。我们的图书馆善本部是不让你随便翻的,因为都是文物。可是你到图书馆去当所谓的专家,就让你看了。国图成立了一个“国家古籍保护中心”,聘请了一些专家,我是其中之一。国图系统地培训各个省市图书馆的善本部主任,我曾在那里授课,这样就混了个脸儿熟。比如我去湖北省馆,要看某个东西,主任总不好意思说不给我看。但是,平常人没那么多的机会,没有这样慢慢的积累过程,也就没那么高的鉴赏力。

这就像建立一个记忆笔迹。比如我俩长期在一块相处,你经常给我写信,我经常给你写信。有人有一天拿着你的借条来了,说韦力,你给过谁谁谁一百万块钱。我瞥一眼,即能知道借条的真和伪。我一看,说是假的。其实没有为什么是假的,就是太熟了。认字迹就像认一个人的面庞似的,它细微的差别,是用语言形容不清的。但是,你依然有内在的把握。这个内在把握是什么?就是你对这个人的熟悉,你与他长期的交往,你跟他相濡以沫的共事,你对他任何细节的熟知,所以远远看一眼就知道是不是了。这就是搞鉴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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